管继平：“青年必读书”

青年节，读鲁迅留下的有力的文字，穿过百年，你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热度。

恰巧是一百年前，也就是1925年1月，有着“副刊大王”称号的孙伏园，想在刚刚接手的《京报副刊》上弄点起色，搞点“花头”，顺便也和他的老东家《晨报副刊》别别“苗头”，于是便在他编辑的《京报副刊》上发出“两大征求”：一是让青年读者写出“青年爱读书”十本，二是让名流学者推荐“青年必读书”十本，他将在下月起陆续刊载各种征文意见，欢迎大家点赞留言。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他的“妙招”果然让沉寂一阵的文坛又活跃了起来，一时内稿件纷至沓来，数百位青年给出了“爱读书”的答卷，而七十多位名流大咖，如梁启超、胡适、徐志摩、顾颉刚等，则被“定向”接受了试卷问答。

三百多张有效选票，选出了青年爱读的各种书籍。按得票高低排列，结果，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拿下了前三。前十位都是中国书，除了《史记》《诗经》等古代经籍之外，当代作家仅两位进入前十，一是鲁迅的《呐喊》排第五，二是胡适的《胡适文存》排在第十，幸好那时还没有金庸和琼瑶。至于七十多位的名家推荐，那就丰富复杂得多，古今中外文史哲，几何物理相对论，几乎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。譬如梁启超一口气写了《孟子》《荀子》等十本中国书，翻译家潘家洵一个劲推荐了十本外国书，而胡适则中外参半各荐五本……可见专家的意见永远是很难统一甚至是互为矛盾的，本来么，所谓“青年必读书”，就是一个最没有标准答案的征求，每位专家学者都按自己的口味推荐。有位民俗学家江绍原，就在征求表的书目栏里画个大大的“×”，然后旁注道：“我不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‘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’。你们所能征求到的，不过是一些‘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’爱读书的书目而已。”

征文连载到了二月下旬，轮到大文豪鲁迅出场，他也一本书没荐，只在书目栏中写上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”。鲁迅向来特立独行，他借机反而语惊四座地解释道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‘行’，不是‘言’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鲁迅是始终反对“空头文学家”的，他一贯主张青年“行胜于言”，尤其是在他所处的时代，改变现状、推动社会才是当务之急。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……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。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此后如竟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……”如此有力的文字，穿过了百年，你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热度。

确实，对所有青年推荐“必读书”，显然不是一件明智事，俞平伯当时就认为：“青年既非只一个人，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；故可读的、应读的书虽多，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。”鲁迅在其他文章里也说过：“近来很通行说青年；开口青年，闭口也是青年。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？有醒着的，有睡着的，有昏着的，有躺着的，有玩着的……”此语说来还真有一点体会，去年我曾受邀赴某校讲课一学期，然同学们的表现真还不能“一概而论”，认真者如“打鸡血”般亢奋，而反之者，如打酱油般的疲沓，其余如打瞌睡的、打游戏的、打kiss的（谈恋爱），似乎都有，那么，你怎可能以一条标准给如此不同兴味的年轻人呢？而且，年轻人的心理往往逆反，你越提倡，没准就越遭抵制。萧伯纳曾言，许多英国人终身不读莎士比亚，就因少年时被强迫硬背而造成的恶果。所以说，真正“必读书”是绝难统一列出的，而“不必读的书”倒可以随意列出许多，尤其是当下书籍泛滥的时代。

尽管向青年荐书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似乎仍时有发生。《京报副刊》那场争论过了没多少年，鲁迅与施蛰存在上海又来了一场大笔战，起因也是施蛰存推荐青年读《庄子》和《文选》，引发鲁迅的批评。结果一来二去，由误会升级成骂战。施蛰存事后自嘲曰“青眼忽然白，横眉嗔恶少”，一顶“洋场恶少”的帽子，使他蒙冤了几十年。

是不是鲁迅先生一直反对“青年必读书”？尤其是让青年读古书？其实也不然，只是他反对笼统地给所有青年作指导。我们都知鲁迅有个最要好的朋友许寿裳，当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，要请教鲁迅应读哪些书时，鲁迅则长长地开了如《论衡》《世说新语》等一大串古籍。许寿裳自己也是位学者，但儿子的发蒙与荐书他都请了鲁迅代劳。这使我想起诺贝尔获奖者丁肇中先生在某次演讲中，有人请他为现场的青年提些建议给个忠告，他想了想认真地说：“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但他们从来不听我的建议！”

通常，我们总喜欢听听专家的意见，但专家的儿子，却偏不听老子的意见。